医院管理研究所举办2012年第一期学术沙龙活动

内容摘要：　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抗议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

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抗议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

这个大头稳不住，经济整体就稳不住。前几年有的地方轨道交通项目被国家叫停，原因是超出实际需求且负债过高。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是不是只能住高层建筑？在发达国家，一般在城市核心区有一些高层建筑，除此之外的其他城镇，基本上是低层独立住房，也就是我们说的别墅。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已经成了小头，靠小头稳不住大局。恢复就是把中断了的供求重新连接，有人强调扩大需求，其实当务之急是恢复需求。由于海外疫情仍处在纠结状态且走势有很大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将被迫转入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战疫增长模式。近期地方政府发消费券，主要是刺激当地消费，普遍或抽签式发放，并非直接针对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与救助初衷有一定距离。

各个区所带镇之间既竞争、又合作，逐步形成有活力、有创造力、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为-2.5%，中国为3%，相对增长率就是5.5%，是高于2019年的。自1980 年以来，美国劳动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的真正原因是美国大企业和美国政府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总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特朗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唯一一位在没有美国大公司和大银行的热情支持的情况下当选美国总统的人。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国经历了一次伟大的革命性转折。他声称，美国要想发展，只能以牺牲其他国家作为代价。

大企业主要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不是右翼民族主义政策。作者：大卫·科茨，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系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译者：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 进入专题： 中美贸易 。

一些中国企业，比如华为，在关键产品上采用的本国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平。许多美国公司在中国设厂，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充足而健康、相对受过良好教育、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产品进入了日益扩大的市场。然而近年来，美国大企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来，要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不过，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是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说的，体现了财政政策传统的单一需求管理路径。这段时间，我国总共出台了几十项针对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出口退税、贷款展期、贷款贴息、担保和优惠，部分税费缓期缴纳等，地方也因地制宜出台了不少政策和操作细则。我认为六保的提出可以视为财政政策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新思路，增加赤字、扩大债务应主要围绕六保来做文章。

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筹措资金来源，特别国债的预算规模可以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零利率购买。六保也就意味着六个方面不确定性大、风险高，需要政府来保险，其背后其实就是疫情冲击导致的几大风险，政府通过六保来管理和隔离风险，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目的。

疫情以来，关于财政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讨论很多。中央政治局会议现在已经明确了要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

从控制债务风险的角度，不应一味让地方发债、让地方去对冲风险，因为地方尤其是基层的风险控制能力比较弱，不如更多地由中央财政来做，中央财政债务从其占比和规模来讲都比地方小。现在进一步扩大地方专项债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找项目越来越难。政策力度大，更有助于提振信心。公共消费一是维护政府运转的消费，二是供社会成员消费的公共服务，如公共卫生、职业教育、培训支持等等，这些都跟六保密切相关。所以，我们有能力以财政风险对冲其他的公共风险。从具体措施上来讲，我建议设置一个以六保为用途的专门特别预算，而不是零散出台政策，这样更有利于发挥政策的规模效应，否则，在引导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方面作用有限。

现在大家关于赤字率到底有多高、债务规模有多大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和讨论，但我想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干什么，我们按照按量出为入的财政逻辑先要搞清楚干什么，然后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公共风险转化为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以此来对冲公共风险，这是其他政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

通过稳消费以恢复经济和政府通过启动基建投资来扩大就业、恢复经济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两条主要思路，也是通常认为财政应该发力的两大领域。就像救火一样，把火点隔离开，就不会串起来形成更大的火势，把由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风险点隔离开，就可以避免整个国家公共风险水平的进一步升级。

通过传统的基建投资来恢复和稳定经济、稳定就业，这个效果会较低，因为传统基建投资的空间变小，其乘数效应也大大降低。虽然现在不少人呼吁财政政策应尽快加大在消费和投资上的刺激力度，但在我看来，现在的财政政策远没有到刺激政策的阶段，现在还是要保生存，使生存风险最小化，从而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要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相比全球大部分经济体，不少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财政政策可选择的措施较多，回旋余地也比较大。（作者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财政政策 。这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财政政策思路的一些变化，开始转向风险管理的新框架。

在疫情冲击下，对冲风险的职责应当更多由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来承担。这些政策主要通过对冲疫情冲击、买单和救助三个方面，给居民生活、复工复产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怎么去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是不是提高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发行特别国债，就等于积极有为了？显然不仅仅是这样。地方专项债有一部分指标也可以挪到中央政府债务中。

另一方面，从当前的条件下看，基建投资恐怕难以再发挥2008年、2009年时期那么大的作用。从我们国家现有的财政状况来看，扩大一些财政风险是可以承受的。

而通过保存量、保住基本盘，自然就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当然，财政状况恶化的风险依然存在，出台财政政策仍然需要在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之间进行谨慎权衡。实际执行下来，可以小于5万亿元，但基于当前市场悲观情绪蔓延，预算规模可以大一些相比全球大部分经济体，不少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财政政策可选择的措施较多，回旋余地也比较大。

地方专项债有一部分指标也可以挪到中央政府债务中。现在大家关于赤字率到底有多高、债务规模有多大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和讨论，但我想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干什么，我们按照按量出为入的财政逻辑先要搞清楚干什么，然后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要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疫情以来，关于财政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讨论很多。

我认为六保的提出可以视为财政政策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新思路，增加赤字、扩大债务应主要围绕六保来做文章。从具体措施上来讲，我建议设置一个以六保为用途的专门特别预算，而不是零散出台政策，这样更有利于发挥政策的规模效应，否则，在引导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方面作用有限。